會議的一錘定音，正式明確了未來幾年國民經濟的發展新思路，“內循環”隨即成為熱詞，被各方人士頻頻提及。市場觀察人士們普遍認為，內循環框架將深刻影響“十四五”期間乃至更長時間的中國經濟走向。

正因為如此，讀懂內循環的內涵和外延，極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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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都是依賴于“雙循環”驅動，即內循環和外循環的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站在“三駕馬車”的角度，我們大致可以將消費和投資歸為內循環范疇，將外貿歸為外循環范疇，前者側重于內需，后者側重于外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經濟崛起的道路上，外循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一直都致力于發展外向型經濟，依托國內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優勢，不斷參與和融入到全球分工與專業化的體系之中，一方面從國外引入先進的資本、技術和管理來為本土經濟發展注入動力，另一方面又積極拓展出口市場，充分發揮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制造環節的國際競爭優勢，并且把握住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

實踐證明，這種“外循環”模式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不但加速了工業化進程、形成了完備齊全的產業體系，還大大提升了本土產業的技術基礎和創新能力，我國也因此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既然外循環有這么大好處，為什么不繼續搞下去呢？只因該模式并不是完美無缺的，至少存在兩點不可忽視的弊端：

一來，容易讓我國因過度依賴海外市場而深受影響。

外循環，說白了就是本國生產海外消費，一旦海外需求低迷，而國內生產的東西又消費不掉，勢必會引發一系列負面影響。正因如此，外循環頗有“看天吃飯”的味道，受海外政策環境變化的影響太大，如果過度依靠外循環模式來發展經濟，那么經濟增長的主動權很難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此前的“外向型經濟”思路下，我國經濟一直都與海外市場深度綁定，這從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名義GDP）中可以得到反映：1995年至今，我國對外依存度從來沒有低于過3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該指標數值迅速攀升，最高曾達到63.96%（見圖1），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讓我國經濟頻頻受到全球經濟波動和貿易摩擦的影響。

二來，不利于國內產業升級和經濟安全。

長期以來，由于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方面的比較優勢，我國主要的出口產品一直集中在紡織服裝、鞋類、玩具等輕工業產品上，而進口的則為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長此以往的結果，便是低附加值行業的不斷擴容，如此既不利于我國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又增加了我國提高外貿競爭優勢、搶占全球價值鏈上游的難度，更容易在核心技術上被西方發達國家“卡脖子”，甚至還會威脅到國家經濟安全。

值得留意的是，自2010年開始，由于受到全球經濟下行壓力漸增、貿易單邊主義抬頭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海外需求日趨萎縮，外貿對我國經濟的貢獻度開始降低，與之相應的是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下滑，到2019年只有31.92%（見圖1）。進入2020年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更加錯綜復雜，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對全球供應鏈體系造成了巨大沖擊，并進一步加劇了外部環境的變化。

在此背景下，不管是出于經濟考慮還是安全考慮，我們都不能繼續把增長的主要動力建立在疲軟不振的海外需求基礎之上，而是應當著眼于對國內市場的進一步挖掘，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來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正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著力于修煉內功以提升經濟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免疫力才是明智之舉。

于是，便有了“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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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內循環”側重于內需，那么首先就要涉及到消費和投資兩塊內容，這是內循環的基礎所在。

其實，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從戰略的高度重申了擴大內需的重要性，而主要實施路徑則集中在“推動消費回升”和“擴大有效投資”兩個方面。

消費，既是一切生產活動的最終目的，又是支撐經濟增長的首要力量，還是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體現。我國擁有14億人口，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內需市場；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達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近些年的消費升級浪潮更是奔涌不休，各種新型消費業態也在不斷涌現。不過，現階段國內消費市場整體上的供需還不能完全匹配，低線城市和地區的消費需求尚未能得到很好的滿足，這便意味著國人的消費還有極大潛力可挖掘。

至于投資，作為內需中的快變量，對于經濟的拉動作用是即時顯效的，而且高質量的投資能助力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尤其是在擴內需的過程中，居民消費向中高端商品消費過渡、服務消費升級的趨勢明顯，通過投資來強化消費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增進中高端消費供給，顯然會有助于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不過，隨著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對于加強補短板、強弱項投資都提出了新需求，尤其是支撐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高新技術發展的新基建，更是被時代賦予了重要使命。

盡管今年二季度我國經濟增速由負轉正，工業增加值、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等指標都在不斷修復，但總體上看，需求端的復蘇進程要明顯慢于生產端（見圖2），這也更加凸顯出激活內需市場、“構建完整內需體系”的必要性。

然而，盡管我國內需市場潛力巨大，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還需要克服一系列障礙和挑戰：

其一，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較大。

從基尼系數上看，自2000年首次超過警戒線0.4開始，便幾乎沒有停下升高的步伐， 2018年達到0.468（見圖3），反映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而絕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仍屬于偏低狀況，總理所說的“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證。按照經濟學理論，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擴大將不可避免地制約消費擴張與升級。

其二，居民杠桿率居高不下。

根據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的測算，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居民債務占GDP比重）從2011年Q1的27.8%快速上升到2020年Q2的59.7%。這當中，個人購房貸款成為居民部門債務增長的主要力量，特別是一二線城市的高房價給居民其他消費帶來的“擠出效應”依然顯著，而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現實問題，還無法讓人們真正甩開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費，這也將成為我國居民消費潛力釋放的重要掣肘。

其三，社會民生領域投資短板明顯。

整體上看，我國的投資短板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與社會民生領域：一則，人均基礎設施的存量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尤其是在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任務還很重；二則，教育、醫療衛生、文化、體育、養老、嬰幼兒托育等領域的相關設施還存在不小的短板，進一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任重道遠，同時，脫貧攻堅（脫貧住房、棚戶改造、公租房等）以及農業、水利等領域也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上述種種，也為未來如何進一步激活我國內需市場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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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指出的是，光有消費和投資，斷然是“循環”不起來的，還需要產業端的轉型升級來加以配合方可奏效，而背后的核心驅動力在于科技創新。

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憑借著與生俱來的乘數效應，科技創新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科技的滲透作用放大各生產要素的生產力，顯著提高生產效率和社會整體生產力水平，降低資源能耗并改善生態環境。此外，以科技創新推動新興主導產業的形成，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與資源的進一步優化配置，進而將經濟真正引入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

從全球視角來看，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本質上正是科技創新能力的差距，率先在科技創新領域有所突破的國家，往往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一個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越強，就越能在世界產業分工鏈條中處于高端位置，進而能夠激發更多的新興產業，掌握國際社會話語權，引領全球經濟社會發展。

于我國而言，盡管近些年科技實力的進步有目共睹，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我國依然被限制在加工、組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這恰恰是位于微笑曲線最底部、利潤率最低的地方（見圖4）；反觀西方發達國家，他們憑借著對高精尖技術的掌控，牢牢地把握住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位于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較高的環節，往往能在掌握話語權的同時，獲取高昂的利潤。此外，在芯片、半導體、工業軟件、航空發動機等核心技術領域，我國依然面臨著被“卡脖子”的情況，這便容易讓我們在關鍵時刻處于被動局面。

考慮到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以及我國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逐漸淡化的現實，要想真正參與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重塑，并掌握國際競爭的話語權，我們必須要進一步提升核心技術的研發創新能力，突破硬核技術壁壘，在關鍵產業環節加速國產化替代，如此才能反客為主，實現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的目標，進一步擴大我國工業門類齊全的體系化、規模化優勢——而這也同樣是“內循環”的題中應有之義。

具體應從如下三個方面加以發力：

第一，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和研發投入，加快攻克具有關鍵性影響與貢獻強的核心技術，逐步提升我國掌握核心技術的能力與國際科技的話語權。

第二，推動我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逐步實現知識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環節的替代，并更加注重對技術與知識密集型行業中優勢領域以及重點領域的開發與培育，最終實現我國制造業由出口產品低質量、低附加值水平向高質量、高附加值水平轉變。

第三，以積極培育國際一流的跨國公司和自主品牌作為切入點，不斷提高我國經營企業的實力，鞏固并強化核心競爭優勢，重組業務管理流程，創新商業模式，實現國際接軌，搶占國際競爭制高點和“微笑曲線”的兩個高端環節，成為全球價值鏈的主導者和治理者，真正將“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智造”與“中國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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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內循環絕不等同于“閉關鎖國”或是“逆全球化”。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同樣不能少了中國。而放眼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實踐都一再證明了，只有矢志不渝地擴大對外開放，經濟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在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同時，還要帶上“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可能會有人問：既然我國擁有全球最龐大的內需市場，那么自產自銷、自力更生不就足夠了嗎，何必還要搞國內國際雙循環呢？

只因這種“封閉式”的思維，并不符合經濟學規律。

早在200多年前，亞當·斯密在其傳世之作《國富論》中，著重討論了一國經濟繁榮發展的邏輯。在斯密看來，經濟發展表現為人均收入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促進人均收入增長的唯一來源；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則在于分工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導致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深的基礎條件，則是市場規模的擴大。

如此一來，一個簡單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便躍然紙上：市場規模擴大→分工和專業化加強→勞動生產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經濟增長。對這一增長邏輯加以簡化后，便可得到一個基本結論——經濟繁榮來自于市場規模的擴大。

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反過來理解便是如果市場規模較小，就會制約分工和專業化，進而不利于經濟增長。

誠然，我國市場規模放眼全球都是首屈一指，但與全球市場體量相比依然頗為有限（2019年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GDP的比重為16%）。況且，任何經濟體都不可能做到方方面面均獨占鰲頭，唯有秉承“共贏”理念，同其他經濟體進行資源整合與優勢互補，共同結成一張相輔相成的關系網絡才能彼此共進。不僅如此，市場規模的不斷拓展往往還伴隨著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分工和專業化程度加深的過程中，而技術進步對于經濟發展的意義已無需多言……這些，無不證明了“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事實上，我國一直都在為促進國際循環的暢通和擴大而不懈努力著，從“一帶一路”、穩外貿穩外資、自貿區試點，到自由港建設、舉辦進口博覽會，都是極佳的佐證，而我們在吸收外資與拓展新興市場貿易上也的確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站在歷史的角度看，世界經濟的互聯互通、各個國家的協作分工與人員的交流往來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盡管在前進道路上會遇到波折與坎坷，但融合畢竟是大勢，特別是在風險和挑戰面前，團結合作終究是最有力的武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正道。即便全球化有回頭路，恐怕也是噩夢一場。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畏浮云遮望眼，風物長宜放眼量。